唐武宗的“会昌中兴”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志——“会昌伐叛”。这次运动不仅消除了刘氏父子所建立的割据势力，还成功地收回了对昭义镇的控制权。昭义镇囊括泽、潞、邢、洺、磁五个州，它位于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地带，扼守着关中与关东的门户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长期以来，昭义镇在平定河朔之乱中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，战略地位可见一斑。
昭义军的历任节度使一直由朝廷任命，并且忠心耿耿。然而，历史的转折往往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——他就是刘悟。最初，刘悟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手下的一名兵马使，在平定淄青叛乱时，他背叛了李师道，亲手斩杀了李师道父子，迅速由叛臣转变为朝廷的功臣。在常规情况下，刘悟应该接管淄青，但唐宪宗却使了一招巧妙的调兵之计，将刘悟调任了义成节度使。义成的地理位置狭小，管理难度较大，刘悟本应愤而反叛，但唐宪宗以铁腕手段铲除了其他割据势力，刘悟此时并未反抗，而是选择保持低调。
展开剩余78%不幸的是，唐穆宗继位后，操作不当使得已经平定的河朔三镇再度反叛。出于对刘悟可能参与叛乱的担忧，穆宗将其调任昭义节度使，试图将其置于三镇的影响之外。表面看，唐穆宗的这一步棋似乎是聪明的，但却为昭义镇的割据埋下了隐患。刘悟上任后，与监军刘承偕发生了激烈冲突，监军历来自诩为皇帝的亲信，但刘悟显然并不买账，两人矛盾愈加加深，最终刘承偕被迫逃回长安。唐穆宗一方面不满刘悟的悖逆，一方面又无力纠正，最终只能选择放任。刘悟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张狂，他收纳了大量朝廷的失意之徒，逐渐掌控了昭义军。
四年后，刘悟去世。在临终时，他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，提出希望儿子刘从谏接任昭义节度使。表面看，刘悟言辞恳切，实则只是走个程序。尽管李绛坚决反对，认为昭义地理位置太重要，不应由刘家继续把持，但李逢吉和王守澄却站在了刘家的立场上，支持刘从谏的接任。最终，刘从谏顺利接手昭义军，成为新的节度使。
刘从谏继任后，依托着昭义军的庞大财力，经营了多个垄断行业，包括马匹、盐、铜铁等。依靠这些资源，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，并通过贿赂朝廷官员，迅速与朝中红人建立了深厚关系。然而，这也使他与宰相李逢吉等人的对立日渐加剧。随着李训等人被诛杀，刘从谏与仇士良的矛盾更加公开化。他甚至送给唐武宗一匹宝马，却遭到了拒绝，愤怒之下，他将宝马杀掉，彻底破裂了与朝廷的关系。
事态逐渐逼近顶点。刘从谏患病临终时，心中极度担忧自己家族的命运。于是他将节度使的职务传给了侄子刘稹。然而，刘稹上任后立即采取了自立的举动，拒绝接见朝廷使者，甚至在使者面前展现了武力，威胁要继承节度使的职位。这一举动激怒了朝廷，唐武宗震怒，下令进行讨伐。然而，由于多重原因，讨伐进展缓慢，李德裕不得不亲自介入调度。
李德裕作为朝廷的铁血宰相，迅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，派兵围攻昭义镇，先后攻破了刘稹的多个堡垒，并最终促使刘稹的叛乱走向终结。在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后，刘稹被亲信刺杀，昭义军重新回到朝廷的掌控中，刘家最终也灭族。
那么，中唐以后，为什么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呢？刘家的割据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？我认为，藩镇与中央的利益冲突是根本原因。藩镇节度使拥有过大的财权、军权和人事权，成为了一个“地方小朝廷”，这本质上破坏了中央集权的稳定。刘从谏虽然表面上为朝廷效忠，但实际上，他的行为已经走向了自立门户的道路，而朝廷对他的容忍，也促使了割据的加剧。
此外，宦官的崛起也打破了原本的二元权力结构。宦官掌握了皇帝的信任，成为了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在士族和藩镇失去皇帝信任后，宦官的权力逐渐膨胀，使得许多藩镇节度使无法安心待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最终选择了割据一方。
最重要的是，庶族阶级与军权的结合使得像刘家这样的家庭有了自立门户的可能。在唐朝，庶族虽然没有太多机会进入中央，但地方的军权给了他们反抗豪门的机会。当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，割据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，而这正是导致大唐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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